我们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西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最早应该是怎样的走向，我们不希望古籍说话，我们让文物说话。
第一件文物：银壶。
这件文物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有的人把它叫做“帕提亚波斯风格的银壶”。帕提亚一般指帕提亚帝国。建于公元前年，开国君主为阿尔撒息。公元年被萨珊波斯代替。全盛时期的安息帝国疆域西达小亚细亚东南的幼发拉底河，东抵阿姆河。安息帝国位于罗马帝国与汉朝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上，成为了商贸中心，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为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
上孙家寨遗址是古文化遗址。位于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西北。是一处面积较大内涵十分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包括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汉、魏、晋时期的居住遗址和葬地。—年先后在这里发掘清理不同时期墓葬座及居住遗址数处。著名的舞蹈纹彩陶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等文物即出土于该遗址中。卡约文化上孙类型也是以该遗址中的卡约文化墓葬中一些带有唐汪式陶器的墓葬内涵为代表而命名的。
上孙家寨发掘的汉晋时期墓葬有座之多，其时间跨度从西汉昭宣时期到西晋初年，历时三百多年。这件文物出土于墓群乙区第3号墓中，是一座时代为晋时期的卢水胡首领的墓葬。形制为直口、长颈、鼓腹、平底，一侧带有单耳，在器物的口、腹、底部有三组错金纹带，口饰钩纹、底饰三角纹，腹部纹带由六朵不同形状的花朵组成。被断定为今叙利亚一带的罗马时期的制品，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第二件文物：银盘。
靖远县北滩出土的公元4至6世纪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这件文物出土比较简单，是年7月19日，家住靖远县北滩乡北山村北山社东街的农民许立会，在建房挖地基时发现的。北滩乡（现为镇），隶属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地处靖远县东北部，东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三眼井乡，东南与东升乡接壤，南连平川区王家山镇、水泉镇，西毗永新乡，北邻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香山乡，行政区域总面积.03平方千米。从这里经永新乡、兴隆乡过黄河就可到达景泰县五佛乡，再向西就是河西走廊了。这一带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北道要隘，从西汉到隋唐，中外商旅、使者络绎不绝。
银盘直径31厘米。原是鎏金，现大部分已脱落。盘内满饰浮雕花纹，分三圈置列。外圈饰相互钩联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等小动物。中间一圈浮雕古希腊奥林匹司十二神的头像，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只动物。盘中央是手执权杖的酒神，是银盘的主题花纹。
银盘被称作“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属甘肃省博物馆外展率较高的珍贵藏品。底部有点状铭刻文字一行，有的学者说是婆罗米文或怯卢文，更多的学者说是大夏文，系大夏贵霜时代即已使用的希腊字母草写体。对铭文的解读，诸家见解不一。但大家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此盘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甘肃省博物馆将银盘的年代定为东罗马时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东罗马帝国前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据《魏书》记载，东罗马帝国曾三次派使团访问过北魏。也许这只银盘就是当时东罗马使者遗留在黄河古渡的贡品，也可能是那个时代西方商旅携带的交换物。
第三件文物：银壶。
鎏金银壶这件文物非常有名。那是年的秋天，考古学家们在调查中发现了位于固原南郊的一座带有壁画的大型贵族墓。通过墓志记载，确认墓主人是北周时期的柱国大将军李贤和其妻吴辉。打开墓葬以后，令考古学家们兴奋异常。不仅墓壁上绘有描绘主人生前场景的壁画，而且出土了三件显然是舶来品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本篇的主角——鎏金银壶。
银壶整体造型别具一格，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研究认为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文物。读者看了这件文物，也会发现这不是中国本土的文物，而是具有典型的异域风格。它是由鸭嘴形的流、细长的颈、上立胡人之弧形的把、玉壶春瓶似的腹和喇叭形的座结合而成的稳健、奇特的造型。再看如珍珠般凸起的三周连珠纹所体现出的富丽堂皇的装饰，最后您的视线会定格在腹部的三组人物图案上，甚至使你忽略了银壶表面金色的光芒。
银壶现藏于固原博物馆，是固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壶体通高37.5厘米，最大腹颈12.8厘米，重1.5公斤。鸭嘴细颈，上腹细长下腹圆鼓，高圈足座，单把，壶把上铸成一深目高鼻带盔形帽的人头像。颈腹高座束腹处和底座边缘各饰联珠纹一周，壶腹下部用细线雕一周水波纹，水波中有两只怪兽相向追逐一条鱼，鱼尾甩出水面。壶身腹部突起着3组6人男女图像，一组为裸体，以表现英俊战士得到女子爱慕情景。
银壶造型别致精美，属波斯萨珊王朝手工艺精品，但与萨珊同类器物不同，具有浓厚的罗马风格。距今已有年的历史，精湛的手工艺技术具有典型的波斯萨珊王朝风格，但主题图案描绘的却是古希腊神话故事。
固原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六盘山地区。东部与甘肃省庆阳市、平凉市为邻，南与平凉市相连，西部与甘肃省白银市相连，北部与中卫市、吴忠市接壤。总面积.4平方公里。处于西安、兰州、银川三个省会城市构成的三角地带中心，距西安、兰州、银川均为公里左右，是宁南区域中心城市。也可以从这里直接由甘肃靖远至河西走廊，亦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段。
这三件文物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这样一条丝路线路，即由青海西宁至甘肃靖远、宁夏固原最终到达陕西西安的线路。而起点的青海西宁（河湟地区）似乎还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丝路可以不通过河西走廊来完成文化的交流与商品的贸易，也就是说，从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出发，沿着青海湖南北两侧，向西经过海西州地区的都兰、乌兰和德令哈，然后通过柴达木盆地的南北缘到达新疆南部，在且末和若羌与新疆的丝绸之路交通网络相接。
我们这么说，并没有否定河西走廊对于丝绸之路重要性的意思，而是为了强调青藏高原应是丝绸之路不被忽视的一环。在今天，很多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图，都绕开了青藏高原，把整个青藏高原被看作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就像青藏高原所具有的地理特征一样，被隔绝在人类第三极的孤独世界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为此，我们再来看两座遗址。
一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卡约文化遗址。卡约文化是青海省古代各种文化遗址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土著文化。东起甘青交界处的黄河、湟水两岸，西至青海湖周围，北达祁连山麓，南至阿尼玛卿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湟水中游的西宁盆地，遗址最为密集，显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带。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因发现于青海湟中卡约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境内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
卡约文化遗址出土文物除各种生活用具陶器外，生产工具有大量石制的刀、斧、镞、臼、杵、锤，骨制的镞、铲、锥和铜制的刀、斧、凿、镰、镞等。还发现粮食（粟和麦类）和较多的牛、羊、马、狗等家畜骨骼。根据这些文化遗物，可以对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状况作一些分析和研究，勾画出一幅大致轮廓：
当时人们大体上过着以定居农业为主，畜牧业占有很大比重，狩猎和采集活动也是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的经济生活。当然这种经济生活构成在如此广阔和自然条件区别很大的地域内，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一些适于农业生产的黄土河谷地带，农业生产的比重自然会占得大些；在一些林木茂盛、水草丰美的地方，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成份就占主导地位，甚至还有游牧经济的形式存在。这些情况在墓葬中常常有一些有趣的反映。
卡约文化是青海地区的一种土著文化，但也不是没有外来的文化因素，在湟源县发现的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中，曾经出土过一些造像特殊的青铜器，在采集到的青铜人面饰上，横杆的上方饰有四个人面，有的仅有头部，有的延伸到颈部，其造像都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这和我们前文中说到的“帕提亚波斯风格的银壶”，一起述说着当年人们在丝路上的文化经贸互动。
河湟谷地二是都兰古墓。其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端的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历史上曾是吐谷浑(TuYuHun)古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址。在这片方圆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发现上千座至少有年历史的古墓。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研究，解读了许多历史悬疑，认为这些墓葬是研究中国西北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及柴达木盆地环境演变史的宝藏。
都兰古墓坐北向南，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的大墓，从正面看像一个“金”字，因此有“东方金字塔”之称。大墓背后的两条山脉分别从东、西绵延过来，如同两条巨龙，大墓则像两条山脉之间的一颗宝珠，构成“二龙戏珠”之势。墓堆下有用泥石混合夯成的围墙，上面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粗细一般的柏木，整座墓葬共有9层，当地农牧民群众也因此称它为“九层妖楼”。
但很可惜，都兰古墓群在很早以前就屡遭盗掘，经过考古队调查，古墓群被盗时间最早是在清朝，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加猖狂，最有名的是马步芳的一位韩姓部下公开挖墓事件。马步芳在年设柴达木垦农督办一职，韩姓部下获得这一美差，派出一个工兵营驻扎都兰，把古墓都翻了底朝天，掘出财宝无数。据说，工兵营撤退的时候放火烧了，被掘的古墓烧了几天几夜，浓烟滚滚。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人员发掘时发现，在古墓第二层的陪葬墓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痕迹。据当地牧民说，这应该就是马步芳盗掘并焚烧后留下的。
都兰吐谷浑墓出土的金器所幸的是，盗掘者盗走的大多是些金银器，一些比金银器更贵重的文物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最值得一提的是，都兰吐谷浑墓出土的丝绸品种之全、图案之精美、时间跨度之长在国内考古发现中均居榜首。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这里发现丝绸多件，余种。在这些丝绸残片中，有种为中原汉地制造，18种为中亚、西亚所制造。其中一块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是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块确认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
都兰古墓大量丝绸制品和其他文物的出土证明，从青海西宁经都兰，穿越柴达木盆地，至甘肃的敦煌，是公元6世纪到9世纪前半叶古代丝绸之路的一段重要干线。青海丝绸之路在年前的繁荣程度不亚于人们熟知的新疆－河西走廊－长安丝绸之路，是唐代丝绸之路最繁荣的干道之一。
这就是说，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虽然重要，也有足够的绿洲驿站保障丝路畅通，但有时人们也可以不经过河西走廊完成商品的贸易与文化的互动交流。吐谷（yù）浑（公元年—公元年），亦称吐浑，慕容氏，西北游牧民族慕容吐谷浑所建国名。本为内蒙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藏族人民称之为阿柴，本发源于内蒙的西拉木伦河（今内蒙古赤峰市）。是西晋至唐朝时期位于祁连山脉和青海的黄河上游谷地以及凉州的一个邦国。
在历史上，吐谷浑民族相对文明，善于贸易，都兰古墓中还出土了南北朝青瓷莲花尊。青瓷是南北朝时期名贵的器物，这件青瓷莲花尊器形硕大、纹饰精美，层层莲花折射出熠熠青辉，与青海地区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一起说明了中华文物在多元中的一脉相承，而这里发掘出的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以及丝绸物品，则证明了这个地区曾经的繁荣。
比吐谷浑民族更早的是羌是戎，考古学家根据放射性碳14测定，卡约文化距今约年左右，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期。至汉，青海这个以羌人为主的聚居区，开始有一部分匈奴、月氏人杂居其间，汉武帝时期，汉的势力开始进入到青海地区，东汉时随着平定羌人战争的扩大，终两汉之世，在青海形成多胡、汉多民族杂处的格局。而同一时期的河西走廊也基本接近于这一人居格局，但在此前新疆－河西走廊－长安丝绸之路，为什么就没有被单独放大和呈现出来呢？
都兰古墓中出土的南北朝青瓷莲花尊紫地婆罗钵文字锦残片黄地对飞马饮水纹锦红地中窠对马纹锦我们分析这里面的原因无非有两点：1.在古人的概念里，河西地区包括着河湟地区，也就是说，不管是从柴达木盆地至河湟地区还是通过河西走廊至河湟地区，目的地都是一样的——河西地区（河湟地区）。所以，柴达木盆地的线路与河西走廊的线路是同等重要的，不过是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不过是一条好走，一条难走而已。2.当时青海高原上的羌族部落可能没有完全控制河西走廊。在我国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河西走廊最早的居民应该是以月氏人为主的，他们还在那里建立了小小的城邦，后来被匈奴人赶走了。这个小小的城邦，也可能是在当时，河西走廊线路价值完全不能得到体现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在商品的贸易中要雁过拔毛。这和张骞去西域，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捉住，后逃脱至中亚返回时选择青海高原上的线路，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月氏人也可能是匈奴人之前，丝路贸易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存在。
都兰古墓文物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当年让部下盗掘都兰古墓的马步芳，民国中后期已经不满足做青海土皇帝，想做“西北王”，于是修公路便成为他扩张的首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下令，强行让有18-45岁男性的家庭至少出一个人，用此方法马步芳征集了一万九千人的壮丁，修通了甘青、青新、青藏和康青4条公路。把河湟地区的西宁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当时，马步芳已经占据了河西走廊，但他还是要在青海修西宁至新疆的公路，显然，他是想不经过甘肃，就能实现青海与新疆的联通。
事实是历史上，在河西走廊受阻时，人们都会通过青海与新疆取得联系，青海高原上从河湟地区出发，沿着青海湖南北两侧，向西经过海西州地区的都兰、乌兰和德令哈，然后通过柴达木盆地的南北缘到达新疆南部的这条线，一直都没有被弃用过。如宋朝时，西夏占据了河西走廊，当时西域的喀喇汗王朝就是通过这条路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的。11世纪初期，喀喇汗王朝在灭亡佛国于阗之后，开始以于阗的名义与北宋进行贸易往来。至11世纪30年代以西夏攻占河西走廊为标志，西夏开始介入到宋与喀喇汗王朝之间的贸易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西夏同样扮演了雁过拔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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