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评价，最普遍的就是一句：“中华文明拥有年的悠久历史”。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即使夏朝是真实存在，并被确认为国家形态，它距今也只有年时间。那么，“中华文明上下年”的说法是究竟怎么来的呢？是否有科学依据呢？
中华文明史关于年的中华文明史说法，主要有3种来源：
第一种，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等重要史籍中，都以华夏先祖黄帝为中华文明的开创者。根据考古学家考证，黄帝大约生活在距今多年前。这也是社会各界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
第二种，战国时期古文献《韩非子》中提及：“虞夏两千余岁”。暂且不论虞朝和夏朝存在的可能性，至少说明中华文明在商朝以前，已经经历了多年时间。算上商朝距今的年，中华文明史的时间超过了年。
司马迁史记第三种，“中华文明上下年”的说法并不是中国人提出的，而是来源于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他在17世纪撰写的《中国上古史》中，将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追溯到伏羲氏，并考证伏羲生活在距今年前。这本书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塑造了欧洲人对中国上古历史的最初印象。民国时期，在孙中山、章太炎、郭沫若和胡适等的支持和宣传下，社会各界普遍接受了这种观点。
其实，在20世纪田野考古大发展的情况下，“中华文明上下年”的说法并不被国际考古界接受，甚至连夏朝都不予承认。原因是不满足国际上界定文明的三要素：青铜器，文字和城市。依据这样的考古标准，国内考古界也存在意见分歧，流行着许多保守观点。
卫匡国与中国上古史有人坚持夏朝存在，但认为中华文明史应从夏朝算起。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夏朝建立于公元前年，距今约年。
也有人认为夏朝不存在或属于部落联盟形态，中华文明史应以商朝为开端，距今约年。
还有的以知名学者易中天为代表，认为中华文明史应从现存最古老的殷墟甲骨文算起，距今年。
以上3种观点受国际考古界影响太大，都显得过于保守。个人认为，世界各地文明的发展过程和特质不同，用文明三要素生搬硬套并不合理。比如中华文明有许多鲜明的特质，是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
良渚玉器1.玉器文化
世界上除了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其它文明对玉石感兴趣。在6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玉猪龙。在距今年前的浙江良渚文化中，更是出现了数量惊人的玉琮、玉璧等玉制品，其高超技艺和精美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在距今年前的陕西石峁遗址，出土了近2千件玉器，这还不包括已经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数量。可见，不把玉器文化作为界定中华文明的标准，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2.音乐文化和酒文化
河南的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年前的骨笛，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同时还出土了年前的贾湖古酒，已经被美国考古学家破解了配方，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这两项“世界第一”代表中华文明初期的先进程度，远超过同时期其他文明。
贾湖遗址的骨刻文3.丝绸文化
丝绸文化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特征。距今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已经存在蚕丝残留物；距今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现了蚕的纹饰；距今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了最古老的骨蚕......这些考古发现证实，在其他文明茹毛饮血之时，华夏先祖已经开始人工养蚕和制造丝绸了，文明先进程度高下立见。
除此之外，即使按照刻板的文明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来判断，中华文明年的历史也完全成立。青铜器方面，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刀，距今超过了5千年，而且是比较成熟的器物。城市方面，距今年前的良渚古城，总面积超过了万平方米，已经有意识地规划城市布局，并且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防洪堤坝。良渚古城比起同时期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城市，不管是规模和人口数量都几倍有余。
良渚遗址唯独文字方面，目前考古界存在争议。但是，河南贾湖遗址骨刻文出现于年前，不仅和商朝甲骨文使用同一书写载体，象形表达方式和文字结构也极其相似，其中存在着怎样的神秘联系，大家可以尽情想象。
在距今多年的良渚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十几个刻画符号。在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都曾发现过疑似文字的刻画符号，之所以不能确定为文字，是因为出土数量太少无法释读。《史记》等许多古文献记载，5千年前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民间传说和各地的文化遗址都能相互印证，这些符号属于文字的可能性非常高。
仓颉造字个人认为，既然中华文明有文献资料的优势，我们就应该充分有效利用，完全抛弃史料的考古空洞无力。另外，我们也不能被文献资料所束缚，文献中不记载的事就疏于考证或不予承认。总之，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花费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历经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一定要保持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史年的说法并非自大，而是谦虚的美德。中华文明起源的证据就在我们脚下，谁也偷不走，只要我们以稳定的心态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中华文明的神秘面纱终究能被我们逐步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