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被称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其灿烂的艺术文明为西方国家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参考点，在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影响深远。
事实上，不仅仅是古埃及文明繁荣灿烂，古中国在天文、汉字、医学和冶金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果，引领了后续朝代推进科技进步。下文将简述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字表词方式的比较研究。
（一）古埃及与古汉字圣书字表词发展过程及其差异性
所谓圣书字表词，是指在人类文明初期用于记录语言和文字的方法和途径，也是社会后期成熟文字的雏形。据史料记载，任何一种相对成熟、独立的文字都是由最小的汉字单元所构成的，最小单元相对独立。
当文字发展进入成熟期后，其主要职能便发展为记录语言技术，也就是后人熟知的“表词方式”，不论是古埃及还是古中国，其表词方式从产生到成熟都经历了较长的发展阶段，均采用了几种基本的表词方式，如从词意角度来突出文字的表层意义；
从词义角度探讨文字的表音以及结合词意和词音制造文字，这三种方式也构成了基本字符的生产方式。
从基本字符的生成规则来看，古埃及和古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古埃及圣书的书写更注重对文字的“写实”作详细处理，力求从符号化体现写实。反观古中国汉字的符号化方式，更多注重写意。
究其根源，古埃及与古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和社会功能的差异有所不同，两者都注重将人本主义原则贯穿于整个文字取象过程中，并着重对人体意向的选取。并致力于在文字构造中体现民族精神和艺术差异。
在表意方式层面比较，古埃及圣书字和古中国表意方式都是文字系统的核心与基础，其是产生最早、方式最为古老的文化文明之一，是一人类的思想基础和规律为基础的。采用的表意方式也不是循规蹈矩、单一化的，而是组合式、引申式、补充式等多元化共存。
据专家在不同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发现，古汉字的表意方式是更为浓烈、独立性更强的；圣书字中的表意方式独立性更弱，所插入的提示符也更多。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古埃及和古中国的自然环境、文化底蕴、精神文明等各方面的不同引起的。
从表音方面出发看古埃及和古中国字的差别是更为明显的，古汉字习惯采用整体性音借方式，圣书则普遍采取分析性音借方式，从数量和规模看，古汉字的“借音”数量也是更多的。
所谓借音，即是指将表意字的表音直接使用，最终通过表音方式达到完整记录语言的目标。然而，两种文字的借音符是由共同之处的，如均具有兼职性；与语言系统是相对独立工作的两部分，三者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和对应关系；借音符的表音是不绝对准确的，视情况而定。
（二）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字的举例说明
据史料记载，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成体系的文字是殷墟甲骨文，大约形成于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之间，后期汉文字先后经历了西周、战国、秦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并逐渐成熟，而大众普遍意识里的古汉字是指从殷商到秦代汉字所经历的发展阶段。
殷商文字主要以甲骨文为主，西周则以铭文为主，直到战国时期才出现了货币文字、石器文字、印玺文字等多种不同形式，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字种类。
纵观古埃及历史发展，其正史主要分为新石器、前王朝、早期王朝等时代，对应也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制度。
目前出土的最早的古埃及文字是前王朝晚期阿拜多斯地区的文字，其是刻在骨制品和象牙上的，保存相对完好。据史料记载，现存最早的古埃及句子是在第二王朝王的玺印上出现的，而最早的古埃及成篇文字是见于第五王朝王所属的金字塔上的。
关于汉字基本字符的取象，古埃及和古中国也有所不同，两种文字的取象虽有重叠之处，如都以人物、自然和鸟兽为主题，但从本质看还是有差异的。首先，古埃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得古埃及祖先多生活在亚热带沙漠、河流、湿地等地，其对动物的取材也出自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飞禽走兽，往往是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的。
如植物意向常见取自于棕榈树枝护或者莎草。众所周知，古埃及独特的气候环境是十分适合亚麻的生长的，古埃及人大量种植亚麻，亚麻在古埃及及其常见，很多意向便取自亚麻。
反观古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民众多是生活在温带地区的，比如“乌鸦”是黄河流域常见的鸟类之一，所以人们对“乌”字的取象明显增加。
得益于桑蚕文化在古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古汉字中与丝织品有关的意向便取自于此，如金文的作、甲骨文的系都取象于成束的蚕丝。其次，社会文化也会引起字符取象的差异，如古埃及的莎草、亚麻文化与古中国的桑蚕文化、竹文化对比十分鲜明。
最后，民族信仰对汉字取象也存在一定影响，如古埃及人的多神崇拜使得其汉字多取象于社会神话中的各界神，如人形神、动物神等，其浓厚的宗教意识和社会信仰直接影响了圣书字字符的取象。
在古中国殷周时期，先民开始了天神崇拜，如自然神、上帝神等，但此时人们信仰的神一般形象并不具化，往往是存在社会民众潜意识里的，这也导致汉字并没有直接取象于神，只是与其有一定关联。
总而言之，古中国文字与古埃及圣书字存在很多方面的异同点，二者均是世界文明灿烂的文化遗产，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