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宋彦成（财经西部公司产业组研究员）
编辑：方彬蔚
01
上世纪初，郑辟疆在日本长崎农林高等专科学校蚕丝科毕业后，回到江苏吴江老家，致力于复兴乡村蚕丝业。
彼时，国内所产土丝因蚕种问题，以及传统手工制丝未能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等，市场大幅萎缩，丝价下跌，蚕农利益受损。
眼见“吾国蚕业日见衰落”，乡民苦困，郑辟疆率一众师生在太湖流域开展土丝改良运动。
与其同此志业的还有费达生，后者从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毕业后，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推广部主任。
在太湖之畔，郑、费因蚕桑丝业结缘，志趣相同，共事二十余年，建国后结为伉俪，也算一段佳话。
作为中国近代蚕业史上先驱式的人物，二人还曾组织蚕农建立养蚕改进社或合作社，并在吴江县开弦弓村开办了机械缫丝工厂。
这也是中国农村首家农民合作股份制企业，以工厂替代破产了的家庭手工业，当时报章有载，称其“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
当费达生在太湖流域为乡民奔走之际，其弟费孝通携妻王同惠，也正在广西大瑶山调查瑶族社会文化经济事项。
不幸的是，年夏，费孝通在此痛失爱妻，随后辗转还乡，同姐姐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疗伤之余，亦见证了当地蚕丝业的复兴。
未久，费氏远赴英国伦敦求学深造，并在此基础上写就《江村经济》，其核心观点之一是，乡村的发展离不开工业。
费达生曾撰文称，“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然而，这一场由知识界发起的乡村改良运动，却由于中日战争爆发而夭折。
年8月，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逾8月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城市满目疮痍，乡野疲敝，而内战又起。
作为早年间活跃在乡村建设领域的晏阳初，适时向当局提出应向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后者以内战为由拒绝了。
不过，当时解放区却继续通过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生产。
年3月，在将部队开进北京城之前的西柏坡会议上，才提出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此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多个“五年计划”中，当然也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农村的发展被戴上了金箍。
直至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逆天改命”，私下按了血手印后，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始得以被重新正视。
02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不断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随着时代变迁，产业更替，“中国制造”率先在沿海地区制造了一大批富裕农民。
单种庄稼制造不出大富贵。
从费孝通提倡把机器工业组织到乡村，再到担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期间，不遗余力推广“苏南模式”，对乡村工业可谓偏爱。
与之相应的是，精明的江浙农民亦纷纷弃养蚕桑，搭乘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车，很快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康梦。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等问题凸显，不止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也体现在城乡之间。
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此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