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有“千古第一相”之称，是个全能型人才。除了在政治、军事方面有突出表现之外，管仲还擅长“经济战”，尤其是针对鲁国的“丝绸战争”，更是直接打垮了这个国家的脊梁。
如今的山东，被誉为齐鲁大地。这个说法，正是来自春秋时期两个毗邻的国家——齐国和鲁国。曾经的鲁国也很强大过，但管仲却用一个妙招，便不费一兵一卒降服了它。
当初，鲁国的纺织业十分发达，织出的缟又轻薄又细腻，深受市场欢迎。于是管仲便让齐王带头穿用缟做出的衣服，还鼓励齐国人多穿。于是，齐国商人大量进口鲁国的缟，让其赚得彭满钵满。
见此情形，鲁国竟掀起了一阵养蚕织布之风，许多农民也不再种植农作物，开始改种桑树。时间一长，鲁国农业占比急剧下降，只好向齐国买粮。
到了这一步，管仲又让齐王下令禁止穿鲁缟，鲁国纺织业失去了最大倾销地，瞬间崩塌，等他们想要再恢复农业生产时，却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管仲通过一匹小小的丝绸，轻而易举击垮了鲁国。
可见在这场“商战”中，丝绸的重要性堪比粮食，甚至能影响时局，端的是一件不容小觑的物品。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国被誉为“东方丝国”，是最早养蚕治丝的国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更是承载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那么这项神奇的技艺，究竟是如何扎根于中华文脉之中的呢？
一、丝绸神话背后的社会意义
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技艺之一，丝绸文化的来源，几乎贯穿了华夏文明的整个历史。似乎在文明诞生之际，这种技艺便出现了。后人在感叹其匪夷所思、神妙无比的同时，也对它的来历产生了好奇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发现，原来几千年前的古人，同样对丝绸起源充满好奇与探索。在苦寻无果之后，他们只好将养蚕治丝这项技艺归结到神话的范畴内。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两个神话版本。一个是伏羲化蚕丝为布帛的传说，另一个更为知名，称养蚕治丝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
但用客观角度来看，这些传说故事虽然动人，但却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纵观丝绸的产生过程，其中步骤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断然无法在短时间内设计出一套颇为完备的流程。
显然，丝绸的制作过程，是远古先民在不断劳动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远古部落的信息保存技术落后，到了原始部落时期，人们只记得养蚕治丝等具体步骤，却忘记了为丝绸生存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先辈。
但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人们不得不把这种神奇技艺归结到某个圣人身上。在这个过程中，黄帝应当出了不小的力气。
因为养蚕治丝这种手艺多为女性，在黄帝或其拥蹙的授意之下，这个功劳便来到了黄帝的元妃嫘祖身上，进而造就出了一个流芳百世的动人传说。
从上述推断中，不难发现丝绸文化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它必然是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如此，嫘祖之名才足够响亮，被后世称为祖神。
尽管传说故事未必可信，但从丝绸文化的起源神话来看，它诞生的时间，肯定是在原始社会时期，最起码，炎黄二帝在位时期，这项技术便已经成熟，并为百姓带来不少好处了。
也就是说，丝绸的诞生距今至少有年以上。
这个推断，很快便被证实了。年出土的山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来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考古小队，便发掘出丝绸的蛛丝马迹。其中出土了一个长约13.6毫米的茧壳，以及颇为原始的纺丝工具——纺轮，都足以说明丝绸文化在华夏文脉中的源远流长。
二、丝绸的领跑地位和垄断式发展
按照《禹贡》等典籍的记载，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大地上便已经出现了类似锦的高级丝织品，这显然是手工业的进步。考古学家在商代的文物中，也同样发现了类似的丝织品残片，且往往伴随着青铜器出现。
之所以会有这个现象，还是因为丝织品背后的象征意义。这是一种贵重的物品，非常人所能拥有，墓主人的陪葬品多是以丝绸来包裹着的，这就能彰显他生前曾拥有的地位。最起码，也是个贵族。
从这里还能得出：中国的丝纺织技术，始终在各项技术中处于领先地位，甚至是长期领跑的存在。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它也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并发展出各式花样来。
为何如此？
其实，早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丝绸便已经是贵族们的专用了。在这个阶段，大同社会早已遁去，取而代之的，则是逐渐产生的等级。
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比较低下，部落子民需要将更多时间用在渔猎农耕等方面，由此便导致他们没有能力去研究什么穿衣问题。
丝绸衣服固然是好，但以他们的条件，远远承受不起，既然穿着麻衣就足以生存下去，何必再去花费大量资源来追求穿衣上的舒适感呢？
而有这个资格去“折腾”的，无疑是有资本的人。什么样的人有资本呢？显然是一个部落的首领有能力穿得起丝绸衣服。为了彰显自己的不同，他也的确需要一件这样的丝绸衣服，来衬托自己的高贵。
当然，这其中不排除一些人，因为受到了首领的宠信，同样能获取到一件丝绸衣服。倘若如此，那便是一种旁人羡慕不已的荣耀了。
到了奴隶制社会，丝绸同样是奴隶主、大贵族的“标配”之一。而一般的农民和奴隶，只能身穿麻衣。为此，“麻衣”不仅代表了社会地位偏低，还成了朴素的代名词。在贵族看来，身穿麻衣无疑是一种“掉面子”的行为，因为这种场合大多出现在葬礼上。
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为父母守丧，身穿麻衣，还住着破草屋，周围亲友见了之后，认为袁绍能为父母吃苦，实在是个品德上佳之人，于是纷纷乐于与之交往。但也有人看出了袁绍是在“故作姿态”，称其为“坐地起价”，俨然是个“沽名钓誉”之辈。
不管怎样，袁绍穿麻衣的孝行，无疑为它争取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不久之后，朝廷设立西园军，袁绍顺顺利利进入其中，与另一个同样善于表现的曹操成了校尉之一，从此为自己的仕途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这里例子中不难看出，即便到了东汉时期，丝绸衣服也仍旧是贵族世家用来彰显自己地位的物品。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已经垄断了丝绸衣服的使用权。
不仅如此，为了取悦这些当权者，劳动人民不得不想方设法提高丝纺织技术的水平，并设计出各种美妙绝伦的图案来。因为，此举的确能获得贵族阶层的狂热追捧。
杜甫来到成都时，曾写过一首《春夜喜雨》。里面有一句“花重锦官城”，这里提到的“锦官城”，就是指成都。因为在历史上，成都匠人生产出的蜀锦，样式精美、花样纷繁，从而闻名天下。
三国时代的蜀相诸葛亮，就对丝纺织业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