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缥丝的国家，很早以前即有"伏羲化蚕”或黄帝元妃螺祖发明蚕桑之类的传说；从现代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对桑蚕这一野生自然资源的利用，可能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最迟至新石器时代，桑蚕就已被驯化衍变为家蚕。
伴随着桑蚕驯育的同时，是丝织技术的源起与发展，在包括仰韶文化等多处遗址中都曾岀土过丝织工具，此外，钱山漾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包括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等若干丝绢残片，等等，足以说明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己经掌握了相当高超的丝织技术。
三代时期，蚕桑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专用的蚕室和人工植桑；种桑养蚕的地区迅速普及至黄河流域；丝织技术也有相应发展，罗、纨、绮、绵、绣等高级丝织品都已出现；战国秦汉时代，继三代发展之余绪，中国蚕桑丝织业发展盛极一时，不仅种桑养桑区域进一展扩展，而且在经营规模化、技术精细化、系统化等方面有了更为纵深地发展。
史载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前年），一年之中“均输帛五百万匹”，可见当时蚕桑业发展之盛、丝织品产量之高。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棉花种植推广之前人们衣物的主要原料之一和“补农业之不足”的主要途径，构成中国传统农业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原始时代和农业时代也有关于蚕桑起源的诸种传说，如稚产灵头上生蚕桑、脐中生五谷说和其后的“保食神生蚕”之传说等，都旨在说明日本较早就已有了蚕桑业的存在。但正本索源，日本的蚕桑丝织技术源自中国，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有的学者运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分析考证了日本家蚕品种与中国黄河流域一化性种的渊源关系关于日本引入中国蚕桑技术的时间和路径问题，学术界尚有颇多争议，但从考古资料分析，在两汉之际日本的蚕桑丝织技术已有了相当的基础。
日本学者布目顺朗把弥生中期遗址中出土的丝绸残末与年代相近的长沙马王堆、山西阳高、朝鲜乐浪、蒙古诺颜乌拉和叙利亚帕米拉等五处遗址中所出土的汉代丝织品比较分析后认为，其非输入品而是在日本织成的。果真如此，那么至迟在公元前后丝织技术已通过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沿海地区已传入了日本；至于中国蚕种的引入，时间可能更早。
关于蚕桑技术之推广发展的线索则较为清晰。以日本相关古史记载可见，从公元二世纪中国的蚕桑科技开始全面传入日本。《日本书记》载，秦始皇十一世孙功满王在仲哀天皇四年，至日本，贡献中国的蚕种与珍宝。这是关于中国蚕种输入日本的最早记录。
类似之记载在日本史籍中还有不少。中国蚕桑丝织技术源源不断地输入，促进日本蚕桑业技术的突飞镒迸和地域的迅速拓展。从考古资料来看，至弥生时代末古坟时代初，掌握蚕桑丝织技术的地区已由最初的北九洲地区迅速推广及日本全境，而且丝织的技术与丝织物品种明显有了突破。据《魏志倭人传》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种禾稻、苧麻、蚕桑、缉绩，出细苧、绿绵”，可见蚕丝业生产已在日本社会经济占据了一定的比重，而且丝织品也已逐渐成为日本同周边民族往来之主要礼品之一。
正始四年（公元年），日本女王卑弥乎"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嫌、绵衣、帛布、丹木、附、短”；正始八年壹与又贡异文杂绵二十匹。丝织物品种的增多以及其能用来同中国交流，从一侧面反映了日本丝织技术迅速迈进和丝织业规模经营的诸种迹象。故至四、五世纪，日本的丝织技术有了更为迅猛的发展，所织丝绢不仅质量上乘，“肌肤温柔”，而且数量众多，在日本朝廷里往往堆积如山，也成为了对外交流的主要构成。
日本丝织业在后世的突出成就，也应归因于秦汉时期的奠基之功。而且从日本史籍之记载可见，后世日本丝织技术之发展，似乎多与秦汉移民及其后裔的卓越贡献相关联。如功满王引入蚕种；自称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一族，因其擅长蚕丝，移居日本后即被安置专门从事养蚕织丝，其后日渐成为日本丝织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年，日本在位于久米群内的月之轮古坟中出土绢帛达80余种，据推测即可能是中国移民秦氏一族所织。秦汉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从而开创了日本丝织业发展的新局面。
除丝织技术之外，冶炼、制陶等手工业技术也在先后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至日本，这些技术的输入，不仅奠定了日本手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日本农业技术的迈进和商贸活动的活跃，从而为后来日本之崛起奠定了坚实之基础。
传统农业科技文化传入对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随着农业经验科学的基本形成和传统农业文化体系的奠基，中国这一古老的农业文明播传中心更具张力和影响力，其在日本的传播与初步发展，深刻影响了日本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一，奠定了日本农业科技与经济发展之基础。正如前文所述，虽然早在绳纹时代晚期，日本即有农业文明萌芽的种种迹象，但总体考察，其分布是零星的，而且影响力也极为有限，日本的社会经济基本上仍以原始的渔猎经济为主体；战国秦汉时期，由于中国先进农业科技文化的持续性规模传入，使得日本农业无论在分布区域范围，还是在技术水准上都有了较大程度的突破，终于创造了以农业文化为主体的弥生文化时代。
纵观弥生时代日本人的四季生活，可以说农事及相关的活动占据了相当的比重。经过长时期的累积与发展，以及中国大陆农业科技文化的持续影响，弥生农业初具规模，并渐次呈现出某些特色：从作物结构来看，稻作农业发展较为迅速，已在局部地区成为主导；从生产工具来看，汲取大陆农具、尤其是铁制农具的制做技术，逐渐形成较为体系化的木质农具系统，而且铁农具应用亦呈现出推广之征兆；从制作技术的角度讲，基本上形成了包括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耕作体系，而且逐渐有了精耕细作的某些特征，等等。
这就说明，在整个弥生时代，农业的显著发展己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类型由原来的渔猎经济为主体转向了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此外，养殖业及各种手工业技术的传入与发展，亦丰富了日本农业经济内涵，进一步促进了弥生时代经济生活的繁荣。《魏志东夷传》是我国迄今为至反映公元四世纪以前日本社会经济状况的最早和最为可靠文献，其记载也反映了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今倭人好沈浮捕鱼蛤”，“种禾稻、苧麻、蚕桑、缉绩，出细苧、缥绵”，即日本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尚带有某种过渡性特征的经济类型。
其二，加速了日本社会型态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绳纹时代的日本尚处于原始社会时期。进入弥生时代以后，随着中国民族交往进一步密切频繁，进入日本的大陆移民和传统农业科技文化逐渐增多，这不仅促进了日本经济转型，为日本进入阶级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亦相应的提供了制度与体制文化借鉴。故至弥生中晚期，日本虽小国林立，但也出现了统一的发展趋势，后世更是以之为基础而完成了统一，和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其三，促进和丰富了日本社会文化生活。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传播，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在作用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弥生时代日本人的文化与生活。研究表明，弥生时代日本农耕祭祀活动与中原农耕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乳除此以外，当时日本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丧葬文化等等，都可觅大陆文化影响之痕迹。
总而言之，秦汉文明在日本的大规模传播与发展，直接介入了日本经济文化演进的过程之中，使其发生等级跳跃式发展，即产生了在先进文化外烁下的文化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