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几千年来，始终秉承着“重农抑商”的思想。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发达的对外贸易呢？这种文化基因的源头在哪里，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其实，考量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我们华夏文明，其实是由两系文化组成的。即，以商王国为代表的东夷海洋文化，和以夏、周为代表的农耕文化。早在夏商周三代之初，已经出现两系文化斗争与融合的趋势了。
周代建立后，东夷的海洋文化被齐国继承，并发扬光大；而农耕文明则以周、鲁为典型代表。秦灭六国后，农耕文化才第一次在全中国的范围发展起来。而以齐国为代表的海洋文化，也并没有被完全铲除；而是退居次要地位，在推动华夏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依然扮演着一定分量的角色。商业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拓，便是在这种基因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第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是第一要素——船的出现
十几年前，农村有一句口号，“要想富，先修路”；在几千年的古代，交通对于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尤为重要。没有船，哪里来的水运？没有水运，又谈什么海上贸易呢？那么，我们历史上的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的呢？当然，两棵木头绑在一起的木筏，是不可能用来运输货物的；故而，我们可以忽略。
“船”第一次出现在史籍里，是在夏代的一次“海战”中。据《左传》记载：后羿赶走了夏王国的国君相，夺得夏王国的政权；寒浞杀死后羿，又对相心存忌惮，便派其子浇追杀相。这时相正躲在斟寻氏（夏代的一个封国）。浇和斟寻氏“大战于潍（白浪河上游），覆其舟，灭之”。由此看来，恐怕最初使用船的，正是东夷地区。
在先秦时期，局限于运输工具的落后，陆上的运输是远不如水上方便的。这也迫使造船业一经出现，便会受到极大的重视。
第二个阶段，战国晚期，齐人邹衍创“大九州说”
进入战国时期，商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这其中，齐国最为繁荣。一方面，齐国的渔盐之利，在建国之初便很受姜子牙的重视；到齐桓公时期，甚至号称“一旦管仲勒紧盐袋子，半数诸侯国没盐吃”。另一方面，山东半岛的纺织业也是最为发达的。
在内地商业中开阔了眼界的齐国人，到了战国后期，便开始对身后的海洋（今天称之为渤海）想入非非了；邹衍的“大九州说”便很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
“儒家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九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现在的人都喜欢讲穿越；难道你不认为，邹衍比任何人都像穿越者吗？这种“大九州说”思想的出现，是基于邹衍本人的大胆设想？还是基于齐国人的地理认识？怕是很难考证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玄鸟生商”的传说，其实是在环渤海都有的。更何况，商王国早期有一个王叫相土（甲骨文中称为土）；据《诗经》中说，他的势力已经到了“海外”。具体“外”到了朝鲜？或者日本？我们的专家有好的猜想；不过，均有待考证。
第三个阶段，汉朝海上贸易开始出现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船，也有了对“海外”的认识；是不是海上贸易就该出现了，为什么还要等到汉朝呢？其实，此刻还差一阵“东风”；我们为什么需要这阵“东风”，这阵“东风”又是什么呢？
怕是钱君乍一说，会震惊一船人；仔细一琢磨，又绝对是在情理之中。这阵“东风”不是别的，正是“大一统”。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好理解；试想：先秦时期的齐国，海外贸易的第一站也就只有朝鲜、或者日本了；彼此之间怎么可能会有贸易呢？虽然，《后汉书》中有“侏儒国”、“有裸国”、“黑齿国”的记载，可他们也太落后了！所以，唯有在实现了“大一统”；才有机会由南海出南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所以，直到汉代；《汉书·地理志》中才出现，最早的海上贸易的记载：
自日南(越南)障塞、徐闻(广东)，合浦(广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缅甸)；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印度)，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三月，到日南象林界云。……到日南(今越南中部)、象林(今越南广南潍川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此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已经出现了。事实是，这个时期我们的对外贸易还是更倾向于陆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所抵达的中亚、甚至欧洲，在文化上是要比南洋地区发达的多的。而此时的南洋，怕还是有些消费不起丝绸的。
第四个阶段，三国、魏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我们在上一个阶段提到，“海上丝绸之路”要借“大一统”的东方方才有出现的机会。有趣的，真正使“海上丝绸之路”兴盛起来的，却是“分裂”。
汉朝末年分三国，偏距东南沿海的孙吴，若想借道曹魏、或者蜀汉，开展丝绸贸易怕是很难的。这就客观上迫使孙吴向海外拓展。从“赤壁之战”我们便可以了解到，孙吴造船业的发达。这种形势下，“海上丝绸之路”便很快兴盛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