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素有衣冠古国之称，礼仪之邦彰显于服饰之华美，制度之完备，其中词书、训诂、服志、会要、典章、文学等等方面，都无不确证服饰文化的渊源，服饰传统的深厚。
这些古籍文献为研究中国服饰文化、服饰制度、服饰民俗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无论是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还是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以及当前所有服饰史的研究，其实都是基于我国悠久服饰传承基础之上的。
在当代虽然服饰史的研究很广泛，但大多都在服饰文化方面或历代服饰制度方面不断深入，尤其是结合近代服饰考古方面的内容，服饰史研究逐渐从文献考证为主转向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研究漠式。
一、南宋汉族女子服装结构研究背景概述
即便如此，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也多；现在服饰制度及服饰文化方面，较少在中国古代服装结构或是缝制工艺方面有所研究，而具体到中国某一个朝代的服装结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客观上制作服装的材质属于易腐物，青铜器可以历经千年保存完好，服装则有它自身有限的保存年限。
查阅各类考古简报及相关的考古记录，一般年代久远的文物出土后服饰品类保存完好的不多。也许下葬时可能有大量的服饰品陪葬，但后期墓室因人为及服装材料自身腐化或是环境变化等因素，纺织品类的陪葬品很容易遭到破坏。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统一时代，一扫五代十国地方割据的局面，统一中原。从年宋太祖赵匡凰黄袍加身，到年崖山海战赵焉溺亡，共历三百多年。其中以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俘北上为北宋覆灭标志，之后康王赵构同年称帝即为宋高宗，后来迁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政治方面南宋从高宗建炎元年开始，一直到帝罵祥兴二年，共历九帝。其中主要时代变革有建炎南渡南宋政权建立时期，绍兴和议南宋政权稳定期，孝宗、宁宗南宋进一步发展期，南宋衰落与灭亡期。南宋汉族女子服装受这几个时期的影响，表现在初期承接北宋时风，中期在南宋社会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后期形成南宋自身的一些服装特色。
南宋经济方面处于同时代政权的领先位置，此外政府实行的租佃制及大兴水利，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及制度保障。由谅语：“苏湖熟，天下足”，即可窥得当时苏湖地区农业繁荣的一斑。农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其它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制瓷业、造船业、印刷业等都取得了各自的发展成就。
南宋的丝织业同样受农业发展的影响，随着南迁的大量人口，众多丝织及种植技术也随之南传。据文章《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从北宋初“长江中下游的香业已蒸蒸日上，大幅度向前发展。到北宋后期已渐渐超过黄河流域，南宋时期更是‘蚕丝盈箱’，绳帛锦绮之多，己不为时人所爱惜。
这说明南宋时蚕业中心已完全移于东南太湖地区。此外，据《宋代经济史》所述从北宋宋仁宗开始已出现专营蚕桑的记载，到南宋更是有进一步发展之势。这些专营香桑之户“以商品粮为生，逐渐使得蚕桑业脱离了种植业而独立发展，成为农业的一个分支。”
这不仅促进了桑蚕业向商品经济化、专业化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南宋丝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了北宋景佑、庆历年间及南宋绍兴年间的买绢数量“景佑中，买绢二百万匹。庆历中，买绢三百万匹。绍兴末，东南及四川帛绢三百余万匹。”
由此可以看出南宋时仅东南诸路便可达北宋时水平，这也反映了当时南宋丝织业的繁荣程度。南宋时期除了蚕丝业有其独特发展外，棉、麻种植也有一定发展。随着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棉、麻同样作为一类带有商业性的农业作物，得到经营者的重视。
二、南宋棉纺织业的发展
麻早在宋以前早已成为人们日常所需的面料，据记载“我国人工种植大麻和利用其纤维纺织大约始于新石器时代，而普及于商周之时。”两宋时期，“在全国各地麻的种植和麻布的生产继续发展的同时，广南西路和川陕路成为麻和麻布的重要产区。”
广南西路即是当时广西一带，川峡就是指四川一带两宋时都—是种植芒麻及高产麻布的地区。此外当时的麻纺织技术也有新的进步，出现了加强卷绕同时进行的多锭大纺车，使纺纱效率大幅度提高。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邕州左、右江溪峒,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綀子。暑衣之,轻凉离汗者也。”此处邕州便是今日广西南宁，綀子便是指精制的麻织物，南宋诗人戴复古也曾二赋诗赞美“雪为讳，玉为经。一织三只手，织成一片冰。”棉花在宋时被称之为木棉、吉贝。
在《岭外代答》中也有介绍“吉贝木如低小桑，枝图二萼类芙蓉，花之心叶皆细鸾，絮长举寸许，宛如柳绵，有黑子敷十。”由此可以简略知晓南宋时棉花纺织技术以及种植地域情况。
据《中国棉纺织史》我国的綿花种植及棉纺织业发展大体的时间顺序为“由云南，越南边境，广西，广东，海南岛，福建一路传下来的。南宋时期再由福建，到达长江三角洲。”浙江兰溪县南宋墓葬中就曾出土一条棉孩，资料记载“棉遂长宽米，纯用棉花织成，经讳条干一致，两面拉毛均匀。”由此可见当时棉纺织技术的发展水平。
三、南宋的纺织技术
据《德安南宋周氏墓》记载周氏墓出土印花织物就有运用多种印染技术，如在衣衫袖襟处运用凸版印花技术，在出土裙装类多运用镂空印花技术，有些还是多套成色，“其中印花折枝花纹纱裙，分三套印成，布局均勾，花纹纤巧丰满。”
这在南宋其它墓葬中也有发现，如福州南宋黄昇墓及茶园山宋墓等。印染技术的另一类就是夹織，周氏墓也有出土，也都在领缘及袖边等处。
在《中国染织史》中称这种方法为“蜡防染技术”，就是结合夹織与錯染各自的优点，从而达到印染的最佳效果。南宋时织造工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织造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在北宋一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的一件实物“牡丹花罗背心仅重克”，由此可见当时织造水平的高超。此外北宋以来的练丝织艺，到“南宋时一部分脱离彩锦的装饰性质，由实用转向装饰化，向单纯欣赏的独立艺术发展’力求模仿名人书画”。
这使得缂丝技术更加精巧，其精品能与原作媲美。由此南宋时期涌现出如朱克柔、沈子蕃等著名缂丝大家，传世的有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朱克柔的《山茶蛱蝶图》及故宫博物院藏的《牡丹图》，沈子蕃的《梅鹊图》、《青碧山水图》等，都是南宋缂丝技艺的珍品。
南宋刺绣工艺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渐趋于成熟，“从传世的作品来看，几乎明清刺绣的针法，宋代差图不多都已有了”。福州黄升墓出土刺绣实勺，多根据不同图案使用不同针法。
如“花叶多铺针绣，颈锁绣，芯打子绣，也有采用贴绣、钉金、钉线与敷彩相结合的技法。”这些刺绣珍品虽历经时代变迁，但它们始终凝结着当时能工巧匠们的智慧心血，同时也较为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南宋剌绣工艺的高超程度。
四、总结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历朝历代都有一套维护统纲，辨别尊卑的服饰典章，体现这些规章的服饰载体有服饰的色彩、图案等。从南宋贵族女子与平民女子的穿着中，可见区别贵贱尊卑显著的方面主要在服装的色彩、图案、面料质地、配饰方面。
而在服用的款式结构方面却大致趋同，如南宋汉族女子所服用的大袖礼服，无论是命妇的祎衣、朱衣、礼衣，还是平民女子婚嫁所穿的大袖衣，从款式结构上都大致相近。如果从常服款式结构上看，更无太大区别，甚至有些款式结构不仪无尊卑之别，也无年龄和性别的严格划分，如系挂式抹胸、幵裆裤等。
此外南宋时的社会思潮对服饰款式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未及异族的“实用”之风。南宋众大儒所承袭的“理学”之制，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影响，但未触及整个社会风尚的变化，故探讨南宋服饰发展，应慎将理学思维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