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盛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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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泾镇的北面有一处名为“市泾”的村落,历史上,“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回荡,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市泾,是个很偏僻的村庄,除了搭船通过大运河去往外界,其他没有任何办法。我去乡里上初中的那年,市场经济带动的家庭纺织浪潮将整个村庄鼓动了起来。
乡亲们凭借着历史的记忆和与生俱来的纺织本领,家家户户都摆起了织布机,除了织布,做的还有整经、定型、染色、印花。一时间,一条围绕纱巾生产的产业链便形成了。那时候,我的父亲是公社的会计,他拨算盘的本领是数一数二的,但却没有胆子把织布机请进家门。
不摆织机的人家,可以从织布机人家那里买布,踩缝纫机制作纱巾,再拿出去卖给贩客,从中赚取差价。所以,我家没有成为织布厂,却变成了制作纱巾的小作坊,而课余的我,也有幸成了踏缝纫机的小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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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鸣声声中,一拨拨外界的商客进驻到了村里。最初的商客是从义乌来的,后来北方的商客也来了。家门口的小路,聚集起一个小型的纱巾市场。为了把那么多的纱巾运往外面的世界,村里又多了一个行当,那就是运营被乡亲们称作“义乌班”的货运挂机船。住在河对岸的红珍娘是这趟船的老板娘。
晚饭前,商客和村户拖着大大的塑料编织袋,往船上搬货。红珍娘开始点货、收钱的时候,她的丈夫阿二则捣鼓起挂机,做着开船前的准备。装纱巾的塑料编织袋鼓鼓的,有半人多高,每个袋里都装着四五千条小纱巾,袋子外要横七竖八捆上好几道绳,最后结实得像个大型的炸药包似的,才能抵得住接下来一路上的颠簸和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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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上了城里的高中之后,常常在星期天的晚上搭乘这趟“义乌班”返校。从村里出发到火车站附近的大洋桥,大约两个小时,商客和货物都正好赶上那班晚上八点去义乌的火车,因此,这条货运船才被村里人叫成“义乌班”。
从家门口踏上这条远近闻名的“义乌班”,这条四五十里的水路,也就成了我身边最近的“丝绸之路”。那些年里,数以亿计的纱巾从家门口出发,到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到了全国各地的批发市场,还飘洋过海到了全世界,家门口的市泾村纱巾经济成为了当地民营经济的首发地。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里工作。三十多年里,我从未忘记那条满载着纱巾在茫茫夜色中奔波在大运河上的挂机船,那条充满希望、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
多年以后,村里的丝织机早已改朝换代,我家的小作坊在能干的姐姐、姐夫的改造下,搬到了运河边的工业区,变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而通往世界的通道早已不再是突突作响的挂机船,在王江泾镇沿着大运河的东侧,建起了一条乡村公路,两侧是郁郁葱葱、整整齐齐的水杉树,公路在村口进入村子,通到了我家的大门口。
近几年,07省道和乡村公路又相继拓宽,城里的纺工路贯通东方路,穿过王江泾镇的东面,直接连到了市泾村的村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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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合并那年,我们乡并入了王江泾镇,父亲从乡政府调入镇政府。退休后,父亲一边担任着退休支部的书记,一边还在姐姐和姐夫的厂里帮忙。
如今家里已是四世同堂,乡下有别墅、城里有公寓,几乎人人都添置了小汽车。小孩子们在城里读书,放假去乡下休息的时候,坐上自家的小汽车来来往往已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只有父亲还每天踏着自行车从家门口到厂里上班,大家劝了他好多年,让他早日“卸甲归田”,可是他却总是开朗地笑笑,说就当是去锻炼锻炼身体。
现在,年近八旬的父亲还是每天要骑自行车去厂里,当然,这条“丝绸之路”也早已经“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