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写下的两句话，后来时常被人拿来引用。天南地北的人，观念与想法总有共通之处，世界文化不是断裂的，学术也无国界之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却是陈乐民先生毕其一生的信念与追求。
陈乐民（-），著名学者，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欧洲学会前会长。生前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欧洲学、历史比较研究，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主要著作有《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的进程》、《欧洲文明十五讲》、《莱布尼茨读本》、《徜徉集》、《启蒙札记》、《对话欧洲》等。
陈乐民常被视为国际政治与欧洲问题专家。他早年从事外交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乐民是新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陈乐民潜心于学术研究，对欧洲问题、欧洲文明史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都都深刻见解，就连欧洲本土学者都夸赞他是“来自中国的欧洲学家“。
专业人士的赞誉之外，陈乐民的研究也很受年轻学生和普通读者的喜爱。根据他在北大授课期间的讲稿写成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一本面向适合大众的通识读本，二十年来不断地重印。这本书的豆瓣页面上，还有当年的学生助教留言怀念先生彼时上课的风采与备课的良苦用心。
这样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畅谈欧洲文明与历史的西学大家，骨子里却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自幼受过私塾教育的陈乐民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理解，在书法与国画艺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他的身上并没有显得不协调，反倒成为了他思考与研究的突破点，寻求中西文化的共通点，思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理。他在晚年说道，自己所有的学术研究只是为了弄清一个问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
历史学者雷颐曾评价陈乐民是“一身跨两代”的知识人，这不妨可以作为走进陈乐民这一代人的观察视角。生于年的陈乐民，成长于民国的战争与动乱年代，年大学毕业之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各种意义上，陈乐民的身上都能体现出这一代知识分子，跨越于新旧时代之间，所面临的各种价值的冲突与调适。
年是陈乐民诞辰九十周年。去年年底，“陈乐民作品新编”向公众问世，总计九卷本12万余字，相比之前的版本，收入了大量未曾结集的文章，并重新整理和编辑了各卷篇目。借此机会，我们采访了陈乐民的女儿陈丰女士，与她聊了聊她记忆里的父亲印象。
“陈乐民作品新编”（九卷本），陈乐民著，东方出版社年12月。
采写丨李永博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陈乐民先生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看待今天的欧洲？
合上陈乐民所著的《欧洲文明的进程》之后，这是我最先产生的困惑。20世纪后半叶欧洲的特点和走向，被陈乐民总结为两个“化”：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欧洲主权民族国家之走向“一体化”。在年修订版的序言中，陈乐民认为“边缘化”与“一体化”仍然是欧洲未来的大趋势。
来到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似乎止步不前，前有欧债危机与移民难题，后有英国脱欧与民粹主义，疫情影响更是让欧洲各国封锁隔离。陈乐民先生如果在世，他会对自己曾经的判断产生动摇吗？
《欧洲文明的进程》，陈乐民周弘著，东方出版社年版。
我把这个“如果式”问题不负责任地抛给了陈丰女士，她显然无法完全代替父亲来回答。年陈乐民逝世之后，女儿陈丰开始整理父亲的随笔、日记以及没有发表的文章。陈丰原先以为只有《启蒙札记》和《对话欧洲》两本书需要编辑，这两本书出版之后，自己的整理工作也就结束了。没想到整理父亲的文件夹之后，陈丰发现内容越整理越多，最后自己只能“慢慢深入进去了”。
“父亲在晚年的生命中竟然阅读、思考和写作了那么多，其中不少完全没有与任何人分享。尤其是在他这样的身体情况下，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年陈乐民被确诊为弥漫性肾衰竭中期，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与病魔做斗争。尤其后来做透析的十年中，一个星期中接近一半的时间都在接受治疗和休息，有效生命只有普通人的一半。而陈乐民留给后人的大多数著作与研究，都是在这个人生最后的阶段内完成的。
陈乐民与女儿陈丰（年）。
陈丰在整理父亲的文稿中发现，陈乐民的阅读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不是替别人答疑解惑。“他只是开始阅读，做点笔记，然后就放在旁边，从未想过要发表。”
女儿对父亲的观察，在陈乐民夫人资中筠的笔下也能得到印证。陈乐民和资中筠是学术圈内知名的神仙眷侣，在陈乐民周年祭时，资中筠写了四首悼亡诗，其中一首能概括陈乐民的精神与情怀：
思接千载视万里，丘壑在胸笔底流。泼墨惟求抒怀抱，著书不为稻粱谋。身虽多病犹寻乐，心系斯民难解忧。老死春蚕丝未尽，文心一脉思悠悠。
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陈乐民一生最挥之不去的情结仍“在中西之间”。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之判断，陈乐民始终“中心不改，老而弥坚”。百年来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困局，也是陈乐民的心之所向。最后，陈乐民把破题的关键放在了康德的身上，他认为康德思想能够成为打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绍雷曾总结陈乐民多年研究中西文化的结论：
第一，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底格”，此乃历史文化发展的“繁多性”所使然；……中学与西学之间存在着互相沟通的必然趋势，中西文化的底蕴是应当可以相通、可以神交的。第二，提倡向西方学习，完全不等于放弃传统；“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总有一天有自己‘自主’的文化的，但这需要时间磨合……这就是要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
陈丰在接受采访时说，父亲如果还在世，可能会和她的态度差不多，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不会太悲观。历史可能是曲折的，就像兄弟之间也会有吵架和争执。用长远的眼光来看，相比起上世纪50年代陈乐民到访欧洲之时，如今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已经前进很多了。
年，陈乐民在美国威尔逊中心。
“通才”是如何练成的？
新京报：国际政治学者、欧洲问题专家……这样的头衔很难概括陈乐民先生一生的研究与成就。相比于“专家”这种标签，陈乐民更是一位打通“文史哲”领域的“通才”。当代的教育体系似乎很难再培养出这样贯通中西学问的大家。早年的教育环境和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陈乐民后来的学问志趣的？
陈丰：我的父亲所生活的年代，有其独特的时代性。不能说现在的人肯定不如他们那一代，因为现在很难去复制那代人的经历，可以说特殊的时代经历造就了父亲。首先就是他的“童子功”，在少年时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家庭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父亲早年丧父，我的祖母一手把他带大。祖母是一位很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妇女，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后来为人称道的书法，就来自他从小由母亲那手把手地教他练字。
陈乐民的母亲。
所谓长兄为父，父亲的大哥比他年长很多，但这位大哥的传统文化根基非常深，在他少年时一直在辅导他。实际上当时他的家庭已经逐渐家道中落，长辈们省吃俭用，但还是会教育下代掌握最基本的学养。另外，父亲也接受过私塾教育，四书五经、古诗词书画这些传统文化的底子已经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打好了。父亲的中学教育在教会学校完成，在那里打好了英文的底子。所以说，陈乐民的基础教育是民国时期已经完成了，这种时代的机缘当然与现在不同。
我们常说“术业有专攻”，但这种说法放在他的身上是不成立的。父亲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时期，基本上没有了文科硕士，大学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分配工作，父亲是外语系毕业，由此进入外交领域工作，之后再没有机会进入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这些如今专业细分化的领域展开研究。就西学而言，他可以说是自学成才。没有人给他开书单，完全是沿着中西方文明发展史的轨迹，自己摸索着把这些经典读下来。在文、史、哲领域内，只要他认为需要的或感兴趣的，就会去阅读，没有给自己分科，也没有“钻牛角尖”，因此他的涉猎就非常广。
然而在我看来，他在西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跟他中学的底子是分不开的。对他来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难舍难分的。很多年轻朋友称他是“最后的文人”。陈乐民与“五四“一代的文人在气质之上更为接近。对梁启超、胡适等人而言，“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反过来到了西方，陈乐民最欣赏的人就是伏尔泰，这样一位精通文史哲的启蒙思想家。
陈乐民在写书法。
新京报：陈乐民先生非常欣赏欧洲的启蒙精神，你也曾提到他生命的最后这两年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