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上，提到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新发现的亮点时，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特意提到了“丝绸”。
作为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内容之一，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旸也参与了这一次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她认为，祭祀坑里发现丝绸将其功能提升到相对形而上的层面，另一方面，这也为西南丝绸之路提供了非常好的考古学例证。
丝绸分析图
祭祀坑发现丝绸代表着沟通天地的媒介
3月20日上午的会议还没开始，便有多个参会单位的人员来到周旸的座位前，一边讨论，一边查看她带来的“丝绸”的图片。周旸介绍，通过提取和技术分析，在祭祀坑灰烬里面发现了丝绸的痕迹，并在青铜器表面发现了丝绸，“大约四分之一的指甲盖大小。”
周旸告诉记者，尽管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不是最早的，但是依然令人兴奋。她解释，考古中发现的丝绸一般有三个语境：遗址、墓葬和祭祀坑。“丝绸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周旸介绍，丝绸功能的最高层面的是祭服，用来沟通天地人神，第二个层面是作为尸服，包裹尸体伴随死者往生，还有一个层面是日常穿着。
之所以兴奋，周旸说，在祭祀坑里面发现丝绸，把丝绸的功能提升到一个相对形而上的层面。“祭祀是最隆重的活动，丝绸在祭祀场所发现，代表着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周旸认为，最早的丝绸一定不是用来做华丽的衣服的，而是在于沟通天地人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周旸认为，从蚕的生长发育涉及到的卵、幼虫、蛹、成虫的阶段来看，应当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生死的看法。
“丝绸、蚕、桑树，构建起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当时人的生死观念。”周旸提到了三星堆出土的神树，“那是桑树，神树的上面有太阳。”
“为西南丝绸之路提供考古学例证”
另一方面，从丝绸之路的角度来说，这次发现的丝绸也为西南丝绸之路提供了非常好的考古学例证。
周旸介绍，古籍中关于四川的记载，有不少和丝绸有关的信息。《华阳国志》中记载，大禹在会稽山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巴蜀带着玉和帛去见大禹。”之后到战国时期，在成都百花潭中学一处遗址发现有个铜壶，“清晰镌刻着采桑图，这应当是当时人熟悉的场景，被固化在青铜器上。”秦灭六国后，六国豪强进入蜀地，带来了大量的技术，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织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提花织机。
周旸表示，四川盆地的地下水位一直比较高，所以很难在墓葬中发现丝绸，但是四川的在其他地区保存了下来。她介绍新疆的阿斯塔纳就有产自于双流的丝绸。“盐、铁、丹砂之外，丝绸也是四川非常重要的资源。”周旸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军费开支都来自于丝绸。
在周旸看来，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的研究中，不能漏掉丝绸。“丝绸作为纺织物是比较脆弱的，但是在不同时期关乎国计民生、反映经济文化生活。”
周旸也期待，三星堆遗址考古能够发现更多更好的丝绸，在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里，能找到更多丝绸，“勾勒出西南丝绸之路。”
红星新闻记者彭亮杜玉全
编辑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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