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丝织品加工等集聚形成的蚕丝业成为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典型,丝绸与汉字、京剧、茶叶、瓷器一样,是中国向世界文明宝库贡献的杰出文化遗产。中国蚕丝文化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在汉武帝时期,伴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得以向西方传播,并迅速成为上流社会竞相追逐的奢侈品。在古罗马,人们想要交换到丝绸必须要付出等量的黄金。《古兰经》中也称赞丝绸为“天国的衣料”。德国诗人卡尔·布赛在一首诗的开头便是“在群山的尽头,在那远方”,所描述的是在山那边某个地方有一个未知的世界,那是与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乌托邦式的地方。无独有偶,古罗马也有一句谚语:“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人类早期的历史告诉我们,地理上的接近很难使民族之间产生友情。距离产生美,空间和时间上的相距遥远,反倒会构想出美丽的神话和传说。实际上,这种人类对“他者”文化的向往正是对“缺乏之物”所抱有的渴求与欲望,古罗马作家对东方蚕丝文化的浪漫遐想也正是如此。
中国的蚕丝文化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中外交通关系的初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多年。远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商周時期,中国丝绸就已经向西传播到了地中海一带。这条连接古代中国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通商之路横贯中亚大草原,绵亘km以上,历时数千年,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埃及第比斯21王朝时期(公元前—年)女性木乃伊(30~50岁)的头发上发现有丝束,经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科学家用红外光谱鉴定及进行氨基酸成分分析,确认为蚕丝纤维,并通过氨基酸消旋试验排除了丝束是后来混入的可能性。这个重要考古学发现证实,至少在商末丝织品就已经传入地中海地区,与埃及古文明接触。
而丝绸输出最有可能的途径是通过西域辗转进入中亚、伊朗高原、小亚细亚,到达地中海。中西商人不顾路途遥远、跋山涉水,将中国的丝绸带到了欧亚大陆,近年来欧洲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梁家龙详细考证了西德考古学家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南部斯图加特市的霍克杜夫(Hochdorf)村发掘出一座公元前多年的凯尔特人墓葬,里面出土了中国蚕丝绣制的绣品,这是迄今为止在欧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蚕丝。希腊也出土了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丝织品。罗马地理学家斯脱拉波(公元前64年—公元21年)引希腊史学家亚波罗多刺斯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大夏国王拓土至赛里斯(Seres),也就是说当时已有丝绸商队往来于东西方,所以西方国家也有相关记载。这些珍贵的中国丝织品是古丝路上大量贸易品中极其珍贵的遗存物。早期的丝路通道路途艰险,中国丝绸辗转运至欧洲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些考证都说明在西周末与东周初中国丝绸已西传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中国丝绸西行传播的繁盛期是从汉代开始的。这一时期,丝绸贸易非常繁盛。张骞分别于汉建元三年(公元前年)和汉元狩四年(公元前年)两次出使西域,进一步促使了丝绸产品流入西域。著名学者林梅村在《丝绸之路散记》中这样写到:“张骞的中亚探险改变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使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在中亚直接相遇。随后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迅速向西传播,直达罗马帝国。”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花了35年时间,于年相继出版了5卷本皇皇巨著《中国》,着力考察了中国的“丝绸之路”。他记录道:公元1世纪,古安息国占据着欧亚大陆的瓶颈位置,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阻断了东西方交流的通道,他们以中间人的身份向过往的商人牟取暴利,并阻断了双方的直接交流,在丝绸之路开通前,安息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公元前54年,罗马人向安息人宣战,当罗马人即将取得胜利时,发现安息军队采用特殊的作战方式,展示绚丽夺目,五颜六色的丝绸旗帜,罗马人没有见过如此轻柔飘逸的东西,他们第一次看到和知道丝绸,还以为是新式武器。同时期的汉代,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全线贯通。
而后,丝绸作为奢侈品传到古罗马,并成为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一文化符号。生活在公元1世纪的普林尼(PlinytheElder)在所著《自然史》(HistoriaeNaturalis)中记述了丝绸的制作过程。到公元2世纪托勒密(GlandiusPtolemy)在其所著《地理志》(Geography)中转摘了地理学者马里努斯(Marinus)的资料,其中提到的马其顿贩运彩繒商人马埃斯·提提安努斯(MaesTitianus)可被认为是西方东来贸丝之先驱。根据出土物证,公元前年希腊赤绘陶壳上的女子衣服和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的希腊雕刻“阿芙罗狄蒂的诞生”上半身着透明的衣服均为轻薄丝绸所制。丝绸作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最初认知。丝织物品的精美使罗马人产生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兴趣,于是开始了找寻中国的探险尝试,尤其是对种桑养蚕与缫丝织绸技艺的浓厚兴趣,当然还有对中国的位置以及中国人最初的粗浅认识。从公元前后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中国人和中国蚕丝的文献记述。
据有关专家介绍,历史上丝绸面料流行于西方经历过2个高峰阶段:一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二是以文艺复兴为中轴的历史时期。在第1个高峰阶段,自公元1世纪起,古罗马人就开始狂热地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交换得到的中国丝绸,常常有罗马少女身着半透明的丝绸衣服在大街上炫耀。随着东西方贸易不断发展,罗马逐渐成为最大的中国丝绸外销市场。丝绸服饰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皇室以及贵族的青睐,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时尚品,也是身份地位显赫的象征之一。古罗马市场上丝绸价格曾一度上扬至每1磅约g黄金的天价,因此造成黄金大量外流,这迫使罗马元老院制定法令禁止追逐丝绸制品的奢靡之风,可见中国丝绸对罗马帝国的贵族风尚产生了巨大影响。凯撒大帝钟爱中国丝绸长袍,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Cleopatre)身着丝绸服装也成为时尚的标志。罗马诗人卢坎(Lucain)在其所著史诗《法尔萨鲁姆》(Pharsale)里对埃及艳后的描写是“白腻酥胸透过西顿的罗襦而闪闪发光”。这种罗襦是用赛里斯人的机杼织成,并用尼罗河畔的织针编出粗大透亮的网眼。
罗马哲学家、悲剧作家塞内加(LuciusAnnacusSeneca)曾依据希腊原作,改编了9部戏剧。这些作品中也多次提到中国(赛里斯国)。在《提厄斯忒》(Thyestes)中有这样的描述:“纵使他受到那些敢于进犯到多瑙河滨的和以羊毛而驰名的赛里斯人的攻击也安然无恙,不管他们居住在哪个地方。”在《论慈善》(DeBeneficiis)卷7第9节里,塞内加更感叹当时的罗马妇女:“身上穿的是中国丝衣,假如那种东西也算是衣服的话!因为它既不能护身,也不能遮羞,穿它的女人们心里说老实话,也得承认等于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这是所费不赀的进口货,从那些一向没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弄来的。”诗人斯塔西(Stace)在《短歌集》(Siluae)里也多次用“赛里斯”作为意象。其中有首祝贺朋友新婚的诗,他写婆婆要如何打扮媳妇,为她做新衣,即提到“赛里斯人吝啬已极,他们把圣树枝叶剥摘殆尽,对此我深表惋惜。”他哀悼一位朋友的妻子,歌颂这位妻子视贞操为生命的美德:“哪怕把中国、印度、阿拉伯所有的财富加起来赠予她,也不能叫她有一丁点的屈从。”诗里描写这名女子死后安详地躺在铺着中国丝绸的睡榻上。诗里还有对皇帝的赞美:“爱情女神和她儿子为他拾掇头发,披上一件中国丝袍。”
此外,古罗马最后一位诗人克劳蒂安(Claudian)在其作品中也多次提到中国,类似于“中国人从嫩树上梳下丝来”这样的句子在颂诗中比比皆是。他挖苦当权宦官欧托罗比厄斯(Eutropius)用了一个比喻“就仿佛一个猴子,穿了中国的丝衣,可是露出精光的屁股”。在“贺婚词”里提到“中国来的染了黄颜色的丝”。而另一首诗里盛赞罗马的繁盛富饶“腓尼基供给它颜料,中国供给它丝,印度供给它珠宝”。